这是一个中国人久违的、被足球点燃的季节。

“苏超”结束的第一个周末，一块儿蓝色路牌迫不及待地被悬挂在江苏泰州入城高速路口。“苏超冠军城 泰州欢迎您”——上一个夏天，陪球迷燃到最后的是希望借赛事搞发展的地方政府。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业余足球联赛不断涌现：“湘超”“赣超”“川超”“鲁超”“蒙超”“她超”……

实际上，搞业余联赛不算新鲜。浙江省足球联赛从1991年就开始了，从省级联赛往更高级别踢，是业余球员走向职业的常规路径。

只不过，过去的联赛以俱乐部为单位，以足球人才选拔为终极目的，关注度不够，经济收益低。“苏超”原本的目的也只是“带动全省足球热潮，普及足球文化”。江苏省足协执委李太镇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整个赛事的策划者到所有执行者，“没人想到后来会这么火”。

同样没人敢保证，如今这些各地开花的、进化的、不止于体育的、盛会般的被称为“草根联赛”的赛事是重新点燃中国足球的基层火种，也没人能打包票，照着“苏超”搞，“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就真的能实现。

“苏超”到底可不可复制？赛事正热时，就有专家断言，其他省份不可能重现“苏超”的火。但总有一些对发展特别渴望的地方，想试试。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一个“爆点”

当“苏超”的“球”踢出大学操场，踢进奥体中心，踢到商场屏幕上、手机里的直播间、坊间的龙虾宴，甚至踢到了灵山大佛脚下的时候，伴随着好看的文旅数据，“苏超”各地的执行公司也在忙于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接待。一波又一波代表各地政府的考察团，正如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呼吁的那样，想来“抄作业”。

今年6月20日，江西赣州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刘效江去江苏常州调研，想看看苏超是不是真的像网上宣传的那么火——到底给当地经济带来什么好处。

刘效江曾经做过20多年记者，在他看来，常州与赣州有某些天然的相似之处，提起江西，大家知道南昌、景德镇、井冈山，但很少有人提及赣州，正如常州在“苏超”前的知名度。

10年来，刘效江看到了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赣州，“GDP从原来的全省靠后，现在也上升到比较靠前了”。与此同时，赣州旅游资源并不匮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一个爆发点，文旅、文化也是题中之义了。”

比赛现场的刘效江被震撼了。6月21日，下雨，常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外人头攒动，小摊商贩扫码就赠的一次性雨衣送空了，郊区体育场边的一家普通的面馆座无虚席，要排号。刘效江用“嘉年华”形容自己的感受。

6月22日，刘效江结束考察，一刻也没耽误，两天写了一篇1.6万字的考察报告，报给赣州市委，很快得到了批示。当天，他去找赣州市体育局对接，说想办赛。在那里，刘效江得到了一个新消息——江西省的“赣超”来了。

江西省足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贤敏并不讳言，“赣超”来得仓促。

过去江西足球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为中冠联赛推举队伍。赛事运作了几年，当地足协发现，以江西的经济基础和足球氛围，这种以业余俱乐部为主体的赛事存在压力。王贤敏说：“整个赛季下来，球员也不是很稳定，相关俱乐部在运作和资金保障方面存在困难。”他们希望以城市为单位，借助当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2021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就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建设16-18个足球重点发展城市，试图以城市为单位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作改革的试点。

江西足球联赛的改革也基于此。与此同时，各地足球联赛开始想办法呼应政策。“苏超”的诞生源于2024年的一场“江苏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对抗赛”。南京和苏州打友谊赛，两个回合吸引了超过5万名现场观众——在这一年，中超现场场均2万名观众。

时任江苏省省长许昆林为取胜的苏州队颁奖。赛后不久，江苏省政府召开会议商讨此类友谊赛能否扩展延续。今年5月10日，“苏超”开幕，许昆林出席。报道显示，许昆林多次参加相关活动，支持足球发展。

2025年4月，改革后的“赣超”赛事通知下发，最初的设计仍是“体育部门一家的独唱”。

转折点出现在“苏超”火爆之后。2025年6月，江西省各相关部门，包括新闻单位都被纳入“赣超”组委会。

也想拿足球试试的不只江西省。随后浙江启动了浙BA，内蒙古推出“蒙超”，四川踢“川超”，湖南踢“湘超”……山西晋中办了个“她超”（“张壁古堡杯”2025晋中女子业余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全国第一个借着“苏超”热度办足球联赛的“市”级行政单位。

晋中市体育局副局长欧成俊回忆，当时，有企业带着这个想法与地方政府沟通，想办业余女子足球超级联赛。

做策划的崔国卿没想过“贴热点”，他身边有好几个女性朋友从小喜欢踢足球，闲聊的时候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办一个这样的比赛”。

而晋中刚好是一片女足的热土，这里曾培养出女足国家队队员，有女足青训体系。崔国卿的策划很快得到晋中市体育局的认可。

这项名为“她超”的赛事汇聚了晋中11个区县的代表队，每支球队都以当地核心文旅IP命名，如“平遥古城队”“祁县乔家队”“灵石王家大院队”等。

欧成俊告诉记者，国家体育总局今年下发了很多关于壮大赛事经济，打造品牌赛事，体旅融合相关的文件政策。晋中文旅也急需一个机会“再突破一层”。

事实上，论旅游资源和游客人数，晋中在整个山西文旅体系中都算得上出色。不过最近几年，平遥古城、临汾小西天、大同云冈、应县木塔……山西文旅强手辈出——过去的优等生“晋中”不想躺在成绩单上，谋划做体育+文旅的新文章。“有了热度以后，我们第二阶段就是吸引全国的女性球队来参加。”

能做到什么程度，一开始他们没底气

需求是迫切的，但要抄好作业，首先得剖析“苏超”到底为啥能成，剖析完了，不少地方才觉得——说不好。

“苏超”的成功有太多偶然和必然叠加的要素。足球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滚动了很久。

时间拨回1994年，那一年被称为“中国职业足球”元年，中超联赛的前身“甲A联赛”就始于此。当时参赛的12支队伍中，有江苏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江苏迈特足球俱乐部，这也是当时唯一一支由民营企业赞助的球队。此后，江苏省内一共诞生过近20支职业级足球俱乐部。

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江苏苏宁加冕冠军，但仅过去了108天，江苏苏宁俱乐部便宣告停止运营，从此告别中国足坛。在它“夺冠即解散”后4年里，“整个江苏没有一支顶级职业联赛球队”，球迷始终憋着一股劲儿，需要赛事来尽情释放。

此外，“苏超”出圈，靠的是“散装江苏”“十三太保”的地域梗。作为一项业余联赛，资深的体育新闻编辑也更注重其蕴含的地域文化以及赛事的娱乐性。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江苏省各级政府都有相当的主动权，有利于地方竞争。

他拿江苏教育强但没有掐尖儿式“超级中学”做比喻——踢足球和发展教育相似，都反映了资源的分配情况，当分配比较均衡时，各地才有实力形成竞争。

王贤敏曾细数江西办“县超”积累下的业余球队资源，然后又加了一句：“‘苏超’的爆火，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省了很多的口舌和工作量去跟政府相关部门沟通。”王贤敏坦言：“想引导或者说是希望他们（各赛区）这么做，但能做到什么程度，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底气。”

6月29日，赣州文化传媒集团被正式确定为赣超联赛赣州赛区的执行单位，此时距离首场比赛仅剩不到两周时间。

“我们接活后的第一场比赛是7月13日对阵萍乡，满打满算只有10天准备时间。”刘效江坦言，当时团队对足球赛事运营毫无经验，组织架构不完善，实际执行团队只有子公司六七名员工。

团队开始了“恶补式”学习，从“苏超”团队聘请3名专业人员提供指导。“那段时间，我72小时里只睡几个小时，而且还是零零散散的短暂休息。”刘效江回忆道。

所有赛区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紧张，后来王贤敏回忆，“在赛事初期我们主打一个听劝，看看球迷和市场的反应。”

这种“听劝”体现在细节里。“大家反映我们的直播（问题），反映球场的灯光、草坪（问题），反映场地大小（问题）。”王贤敏说，面对这些反馈，“我们马上对当地体育中心进行改造。”

这些意见通过网络、12345热线、球迷组织等各种形式，由专人统计传送到主办方面前。一名对“赣超”进行跟踪式报道的记者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座体育场，用20天时间把4万个座椅全部换了。

没有政府主导，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晋中市体育局副局长欧成俊坦言，当地办“她超”虽然没有使用财政资金，但政府“主要提供场地和公共资源方面的支持，包括协调政策和企业资源”。

这是“苏超”蹚出来的管理模式，但总还有一些东西学不来。

王贤敏记得，起初，各地还在尝试造梗出圈。刘效江运营的赣州赛区也学过，很快他们就发现，江苏造的梗得益于当地互联网发展水平、自媒体生态，官方下场后，民间的网络达人才能迅速跟上，形成活水。但江西没那么多“造梗”专家，他们思来想去，出圈可能还是得靠自己家的文化。

“穷有穷的办法，富有富的办法”

刘效江开始仔细“扒拉”，自家有什么文化能在体育搭的台子上“唱戏”。

“赣州拥有2000年的客家文化、1500年的宋城文化、500年的阳明文化和100年的红色文化。”他说。

从第二场比赛开始，赣州赛区主办方鼓励各区县选送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进行中场表演。这一举措得到了积极响应：一个县送来了“客家灯彩”节目，表演时需要关灯，观众则打开手机灯形成一片“璀璨星河”。

如今回看，很难说是不是“本地文化彻底激发了当地人的认同感”，从第二场比赛开始，“赣超”一票难求，最快的时候，10秒钟票就会被抢光。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蒙超”通辽主场赛是这座仅有277万人口的小城办过的最大的一场体育赛事活动。决赛那天，体育场来了4万多名观众，过道都挤满了。

安代舞、科尔沁民歌、好来宝、乌力格尔，属于草原的文化被搬到了足球场。把球场当舞台，这是通辽赛区策划人、通辽市球类运动中心主任董海鹏一早就有的思路，他让赛场上的担架员换上“博克服（摔跤手服装）”，网上才有了关于“蒙超”踢得“生猛”的段子。

蓝旗助威团是通辽的另一个特色。从最初的150人发展到最后一场的300人，再到前往呼和浩特客场时的近3000人，这些人从通辽各个旗县市区汇聚而来，来自不同民族，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牧民赶到赛场，把奶酪送给球员。

董海鹏提到，有蓝旗助威团，才有周边地市的观众专门跑到通辽来看比赛，这支球队穿着主办方设计的球迷服，牛头是科尔沁的黄牛，旗帜是翻滚的蓝色浪涛。

各地都在想招数让这场赛事变得更“贴地”，至少要撬动省内消费需求。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5年国庆中秋假日8天，全国国内出游8.88亿人次，较2024年国庆节假日7天增加1.23亿人次。全国发放超4.8亿元消费补贴，举办文旅活动超2.9万场。

今年国庆长假，“蒙超”正酣，通辽主场作战。董海鹏最直观的感受是，酒店住满了，烧烤摊要排队了。这座内蒙古东北部的小城酒水销售量又上了个台阶。

“蒙超”带来的流量没有因为假期的结束戛然而止。董海鹏举例，通辽也常办“那达慕（蒙古族运动会）”，但它更像是一种民族活动，能吸引外地游客，却无法像足球赛事这样撬动本地和周边的“流量”。

江苏隔壁的浙江选择打篮球，“浙BA”策划于2025年6月，7月启动。篮球是浙江参与人口最多的大球项目，全省有5.5万多个篮球场地。“像我们诸暨是篮球之乡，一个诸暨就有2000多片篮球场，并且很多都是灯光球场，晚上也能打。”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洪介绍，今年浙江广厦队首次夺得CBA总冠军，大家正在兴头上——“浙BA”预选赛阶段报名球员就有1万多人。

赛事设计上，“浙BA”的参赛球队多达93支，由浙江的90个县（市、区）分别组队，另有3支来自经济开发区。从“百县大战”中脱颖而出的11支球队获得“浙BA”第二阶段的参赛资格。

此外，落选县（市、区）球队的球员还会组建一支市级联队，参与“浙BA”第二阶段的城市争霸赛，决出“浙BA”总冠军。

“县队”打“市队”，乍一听不公平，但这个设计正与浙江的地域特色契合。

毛根洪解释，浙江以县域经济发达为特色，90个县（市、区）中“千亿县”已达33个，余杭、鄞州和北仑等排名前十的经济强县去年GDP均在2000亿元以上。“打到现在，十几轮了，AB两个组排在前4的，县队和市队各占一半，这说明浙江县域经济的特色。”

诸暨对阵柯桥的揭幕战中，喊出“诸暨‘珍’行，柯桥‘布’行”的口号——它来自享誉全国的诸暨珍珠、柯桥布艺。

最让毛根洪印象深刻的是庆元的“菇勇者”。“庆元队是唯一到现在没赢过球的，但他成了‘庆元宝宝’。”中场休息时，庆元主场会展示当地的香菇栽培历史和地方文化。

作为数字经济大省，“浙BA”还格外注重科技元素的融入。毛根洪表示：“我们从争霸赛阶段就推出了AI辅助解说，篮球直播除了传统的电视直播以外，也有轻量化的新型转播方式，把浙江的这些科技企业调动起来。”

他列举了几家参与企业：“像宇视科技，在做新型智能轻型转播设施装备；四维科技，做人工智能里语音这一块。”在“浙BA”的平台上，政府和企业谋求“双赢”。

事实上，回头来看，并不是所有地方业余赛事都能出圈。

刘效江觉得，赣州赛区的成功讲明白了一件事，“穷有穷的办法，富有富的办法”。经济学家陆挺认为更重要的是，明确政府部门和市场对接时，各自权力和责任的边界在哪里，“苏超”的这些细节，不是那么容易能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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