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叙联邦合作社的实践
制度本身，终究只是一个理论构想，要对它进行判断，最终还是要看其产生的实际效果。
根据笔者目前手头所能找到的资料来看，北叙联邦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自2013年至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成果的。
从总体上看，杰济拉州的合作社经济发展最为迅猛，高居北叙联邦之首。目前，其州内的九个地区都拥有合作社。在农业方面，共有12个一般合作社和6个妇女合作社，共拥有土地32万余英亩，其中30万英亩以上种植大麦与小麦，余下的则种植香菜、扁豆、鹰嘴豆和孜然等多样化作物。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温室种植、畜牧业养殖的合作社，成员多为100余人。
在工业方面，杰济拉州的合作社则集中在环卫、电缆、燃油、育种、矿泉水瓶生产和建筑等“小型实用轻工业”领域，每个合作社的会员少则百余，多则上千。其中的股份价值，因产业不同，而呈现出了较大差异，如矿泉水瓶合作社，每股价值不过1千叙利亚镑，而榨油厂、畜牧养殖、房地产、水厂等大型项目，每股价值则超过5万叙利亚镑。
这样的兴旺景象，主要归功于几个大型合作社。这主要包括两个大型合作社“盖斯拉克”（Kasrek/16131917）和“团结”（Hevgirtin），以及妇女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大会之星”（Kongreya Star）。
盖斯拉克是杰济拉州代尔巴西耶（1918171910191114/Darbasiyah）地区一座村庄的名称，位于卡米什利西南120公里处。以该村命名的合作社自2015年10月开始试运行和发展，至今已是北叙联邦最大的农业合作社，其每股会费为1.5万叙利亚镑，拥有4000多名会员、3.7万英亩土地（其中5000英亩种植小麦，3000英亩种植孜然，3000英亩种植小扁豆和鹰嘴豆，300英亩种植果树，100英亩种植玉米，25英亩种植温室蔬菜）、1250只羊、4台拖拉机、2辆卡车和1辆中巴。此外，目前北叙联邦的一个明星企业——“罗贾瓦”牌瓶装水厂（合作社成员950人，每股价格13万叙利亚镑，拥有日生产10万升纯净水的能力，年收入1.5亿叙利亚镑）也在这个合作社的名下，因而“盖斯拉克”堪称一个大型农业联合体。
图1：盖斯拉克合作社的农田。
至于团结合作社则是一个贸易合作社，位于代尔巴西耶地区的扎尔甘村（Zargan），于2015年12月组建，每股价格为1.5万叙利亚镑（目前已上涨到2.1万叙利亚镑），拥有超过1万名社员，是当前北叙联邦规模最大的合作社。
团结合作社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在贸易禁运期间，当地民众为抵制不良商人哄抬糖价，而建立的一个批发性质的贸易合作社，以向当地居民贩售更廉价的糖为主要业务。然而发展至今，它已将业务拓展到粮油糖等日常杂货的分销和贩售，并拥有了八个分支合作社。此外，团结合作社也拥有一些大型项目，如一个榨油厂（社员120人，每股价值50000叙利亚镑），一个建筑合作社（社员144人，每股价值100000叙利亚镑）以及一个加油站（位于科巴尼州，社员100人）。
图2：团结合作社的一家店铺。
“大会之星”则是北叙联邦妇女合作社的组织和协调机构。因为北叙联邦将解放妇女当做一个重要的政治事项，因而组织妇女合作社，使当地妇女加入社会生产，拥有独立的劳动能力与经济地位，便同样成了合作社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今为止，“大会之星”已发动了大批妇女投身于合作社的社会生产之中，其下属有六个农业合作社，以及十几个城市生产合作社，会员多则二三百，少则五六十。其主要生产领域除传统的农业与畜牧业外，还包括面包、奶制品、肉类的生产，糖果与服装的贩售，杂货店，果树种植等，甚至还拥有一家炼油厂，可谓五花八门。其产品售价往往低于市价，如2016年夏秋时，当地市面的黄瓜售价为150~175叙利亚镑，“大会之星”下属农业合作社的黄瓜售价则仅为100镑，因而销量颇大。入社劳动的妇女能获得约每月3万叙利亚镑（约合人民币965元）左右的收入，这对于提高当地妇女的收入和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也可谓一针强心剂。一些当地男性对待女性的传统态度，也因而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改变。
图3：“大会之星”组织的标志。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盖斯拉克、“团结”以及“大会之星”间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如盖斯拉克的一些农产品的再加工，便是在团结合作社名下的一些分支合作社，如食品生产合作社“摇篮曲”（Lor06n）（主要使用盖斯拉克的农产品制造果酱、干菜和泡菜）中完成的，并且其中还有大量由“大会之星”组织起来的入社妇女参与生产。而在盖斯拉克分支的畜牧业合作社比尔万（Birvan）中，则有“团结”50%的股份。此外，大会之星与盖斯拉克合作的合作社项目，也已有50余个。
图4：经“摇篮曲”合作社加工制成的腌菜或果酱。
目前，以这三个大型合作社为中心组成的合作社网络，已基本拓展到了杰济拉州的主要城镇，在科巴尼州也有一些它们的分支。
至于科巴尼州以及阿夫林州，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信息则相对较少，且缺乏亮点。目前关于科巴尼州的信息，只有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心所做出的一些基础规划（规划项目多集中于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领域），以及一个已成立的妇女缝纫中心。阿夫林州方面则主要是一些小型农业合作社，包括种植莴笋、橄榄以及茄子等蔬菜，但社员人数不过十几人。这两地的合作社经济，都还明显处于初级起步的阶段。
因此，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北叙联邦合作社的现实状况，与最初设想产生了一定背离，在实际上呈现出了“一花独放”的局面。即在其主要的三个州中，杰济拉州的合作社经济发展明显优于其他，而在杰济拉州之中，盖斯拉克与“团结”这两个大型合作社，及其背后的“大会之星”与代尔比西耶经济委员会，则又占据了关键性的主导位置。
最后，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无论在杰济拉州、科巴尼州还是阿夫林州，北叙人民经济上的困难和政府财政的不足，以及土耳其等势力的经济封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如在杰济拉州，一个妇女合作社因为无法筹集到约10万美元的资本去购买加工芝麻的机器，而只能将营业范围限于种植和贩卖芝麻，而无力扩大生产；在科巴尼州，一个建立幼儿园的合作社计划也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进行。至于被封锁得更为严重、处于“飞地”位置的阿夫林州，其财政则更是困难，无力向合作社经济提供有力的帮助。
四、对北叙联邦合作社的评价与总结
要评价北叙联邦的合作社，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合作社，它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哪里，以及作用是什么。
目前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将合作社定义为“自愿的，团结起来的人们，通过共同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和期愿的自治协会。”
图5：北叙联邦的一家缝纫合作社。
这个定义大体是恰当和准确的，然而，它却或多或少的模糊和淡化了一些非常关键的背景和概念，而这些缺失或被模糊带过的内容，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包括《哥达纲领批判》、《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资本论》第三卷以及列宁的《论合作社》中都是有所提及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将它们概括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所有制，即合作社属于谁？
第二，社会性，合作社可以存在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下？
第三，目的性，合作社是否有超越于社会本身的、属于自身的目的，它能否超越社会的限制而取得成功？
这三个问题，正是阐述了合作社的本质，以及其进步性与限制的关键点，下面，我们逐一来谈：
首先，关于所有制，这是被模糊化处理的一个内容。“自愿的，团结起来的人们共同拥有和民主控制”，其本质，其实是“集体私有制”。它包含两层涵义，首先是“集体”的私有，这意味着它在社会生产中，比起资本主义的无限竞争和垄断趋势所带来的“个人”的私有更加符合社会化生产的需求，也更加民主和先进；其次，则是集体的“私有”，这意味着它比起全民的“私有”，亦即“公有制”，在社会化、平等以及解放劳动者上要狭隘和落后。因此，在所属性问题上，我们可以将合作社理解为比“个人私有制”先进，却比“公有制”落后的，处于二者之间的一个中间态。
其次，则是社会性，这是被一个被抹去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曾将其定义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里明确阐明了两个关键点。其一，是合作社诞生于旧形式（私有制生产）中，却是一个打破旧形式的缺口，亦即在它的内中，蕴含着从个人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萌芽和可能性。其二，则是合作社不能超越于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被它所依存的制度所影响，亦即随着它所依存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合作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兼并垄断趋势，而向着个人私有制转变，又或随着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解放趋势，而向着公有制方向转变，而不可能超脱于社会，始终凭自身的集体私有制生产方式而稳定存在。
图6：在合作社中制作腌菜的妇女。
最后，则是目的性。如前所述，合作社在所属性上介于公有制和个人私有制之间，在社会性上会受社会制度的影响而呈现出向公有制或个人私有制方向转变的趋势，而不具备属于自身的稳定而长期的独立存在性。这便决定了它自身实际处于一种同时具有正负两种发展趋势的、不稳定的“二重叠加态”中，并没有一个属于自身，而能超越社会限制的、长期而可实现的发展目的。随着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必然会被社会制度所主导，在兼并和私有化的社会潮流中，被资本主义体制同化（湮灭），又或在民主和公有制的社会潮流中，打破“私有制”的桎梏，而融入到公有制的洪流中。
这便是列宁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何在《论合作社》一文中，着重强调了两个乍看起来很有些“不明觉厉”的问题，即首先，“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他们常常由于这种幻想而显得可笑。可是他们的幻想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
这里强调的，便是如果没有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以及明确的不断向公有制方向前进的目标和社会实践，那么结果便是不进则退，合作社这个萌芽注定会被资本主义制度给逆向吞噬和消灭掉，这便是旧合作社工作者的幻想破灭的根本原因。
之后，则是“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这里强调的则是，推翻了旧制度的无产阶级政权，在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后，可以驾驭合作社这个具有妥协性的工具，让它作为一个有效的过渡品，以帮助私有制企业和小农经济向公有制过渡。
这两者恰好从正反两个方向说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得以继续发展和前进的根本依托，后者则是前者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
在了解了“合作社”的概念与限制，并汇集了前三部分所讲述的北叙联邦的“经济基础”、“合作社制度”及“实践成果”后，现在，我们便可以从整体上对北叙联邦的合作社做一个分析和评价。
首先，我们要肯定一个最基础的事实，即北叙联邦的这套合作社体系的推广，在北叙联邦的控制区，特别是杰济拉州，无疑是促进了生产，稳定了物价，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当地妇女的生产力的。无论是横向对比（如买下巴卜后冲进当地偷电线的土耳其附庸军），还是纵向对比（相对于历史上在此地遗祸深重的复兴党政权），北叙联邦在统治区所进行的经济实践，都与其抗击伊斯兰国、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的军事实践相同，相较它者具有明显的相对先进性，也更加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
但是，客观来看，北叙联邦所推行的这套合作社体系，无论是在政策执行的原点（以民间的自发组织为基础），目的（通过合作生产以恢复当地经济），分配（允许食利者，即“股东”的存在），还是政府扮演的角色（单纯的协调联系者），以及对外来资本的态度（鼓励投资，并允许合作社吸纳外来投资，仅限制最大额度）上，它与马克思与列宁所称赞的，以无产阶级政权为基础，由公有制政府来规划实行，通过合作社生产完成对私有资本的吸纳，以及向公有制转化的合作社模式都是大相径庭的。北叙联邦的合作社经济的本质，依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下，在资本主义的边缘荒僻地带所诞生出的“集体私有制经济”，且缺乏无产阶级政权的强力支持，因而显露出了一种松散而无序，不自觉地向着兼并和聚敛的方向滑坡的倾向。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北叙联邦的处境，特别是在土军已买下巴卜之后，可谓空前恶劣，堪称三面环敌。库民党、土耳其以及伊斯兰国长年的经济封锁带来的物资交换渠道的断绝 （在阿夫林州尤为严重），复兴党政权几十年的殖民统治所遗留的破败经济基础，特别是对当地的土地和水源等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再加上不断涌入的难民，这三者的叠加，使得北叙联邦的经济状况，正处于一个空前危险，随时可能爆发经济危机，乃至财政崩溃的境地。在我国的历史上，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也为了构造统一战线，而在根据地暂缓了土改，将一些开明士绅纳入各地政府的体制之中，以尽可能地团结大多数的力量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实证明，这种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策略是有效的，也是有必要的。因此，在当前仍苛责北叙联邦不进行公有制改革，不立即进行全面的土地革命，而向小型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妥协，只是搞一些妥协性较大的、小打小闹的“合作社经济”，这也是过分偏激而不切实际的。
然而，今天的妥协，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还是一种永久的退步？这就涉及到了列宁所说的“旧合作社工作者的幻想，表现在他们不明白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即经济政策终究是政治的附庸，也会逆向地反作用于政治。奥贾兰的“民主联邦计划”的政治理念，使得北叙联邦的合作社得以在集体私有制的基础上迅速发展，那么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合作社性质的改变，是否也会从社会经济的层面上，逆向的影响“民主邦联计划”的实施与构建呢？
归根结底，在一个贫困人口占大多数，阶级矛盾已积累了几十年，当地官员甚至说出“如果有面包，那我们就一起吃面包，如果没有，我们就一起饿肚子”这样的言辞的地区，要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仅靠贾探春式的“发动仆妇管家的积极性”来“小改小革式的除宿弊”，终究是不够的，也无法治本。内外所面临的困境越是严重，人民为了生活所需，对以土地为代表的主要生产资料的重分配的要求就越是急切。此刻，在北叙联邦的控制区内，土地革命和社会化生产实际上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更近于一种当地人民为生存而提出的客观需求，且这种需求与复兴党此前几十年的政策所代表的财富聚敛、民族压迫以及私有制的剥削，注定是一对有你无我的零和矛盾。
正因如此，在笔者看来，北叙联邦当前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稳定和团结了内部力量，而达成一致对外的同时，却也使得内部的社会矛盾缓和有限，且注定会不断积累加深，而使得明日的北叙联邦在做出政治上的抉择时变得更加艰难，所爆发出的矛盾与冲突也将变得更为激烈，这是颇令人忧虑的。作作者：前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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