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此前我发布了一篇关于成都队对阵河南队的赛后观感，没想到引发了较为热烈的反响。

借此机会，我再多说几句。我算得上一名资深球迷，年轻时也曾从事过中国足球相关的报道工作。

可以说，中国足球始终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未能解决，即相较于其运营成本，它所能创造的市场价值明显偏低。自辽宁体工大队模式开启至今，这一核心矛盾始终未得到缓解，尽管球迷的热情一直真挚纯粹。

不过，有一句话或许会让大家觉得扫兴，那就是中国球迷与中国足球，尤其是中国职业足球之间，并未建立起紧密的关联。

具体而言，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并非依靠中国球迷得以维系。就今年的情况来看，即便中超联赛球市表现尚可，但真正能够实现盈利、做到自负盈亏的俱乐部又有几家呢？

事实上，在正常的商业模式下，参照国外职业俱乐部的运营逻辑，中国所有足球俱乐部几乎都不具备生存条件，因为中国球迷在球票及相关消费上的投入，根本不足以支撑俱乐部的运营开支。

中国足球职业模式的起点，其实是辽宁体工大队的赞助模式。当时的辽宁队曾斩获多次冠军，实力强劲、风光无限。

为何能有如此成绩？因为俱乐部拥有充足资金，可通过转会引进其他球队的优秀球员。而其资金来源，便是赞助商的支持。后来足球领域推行改革，要求体工大队将球队剥离，交由企业接手运营。

从一开始，中国足球俱乐部就未形成国外那种会员制俱乐部模式，也不存在社区足球、码头足球等相关形态，并非像德云社那样依靠观众购票消费来维持运营。

中国足球俱乐部从诞生之初，便依赖企业资金扶持，而这些企业的运营也并非依靠球迷支持。有人或许会问，企业为何愿意投入资金支持足球俱乐部？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获取政策支持。因此，中国足球即便表面挂着职业足球联赛的名号，实际上走的却是政商合作的路径：企业出资运营足球俱乐部，政府对足球发展抱有一定的政绩期待，进而以相关政策作为回报给予企业。

明白这一点，便能理解为何中国职业联赛的参与者基本都是大型国企与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企业需要从政府获取土地资源，大型国企则需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

所以，当民营企业运营足球俱乐部难以为继时，政府常会指定一家国企接手托管，成都俱乐部的情况便是如此。并非其他企业真心愿意接手，实则接手后往往劳而无功。

此类情况并不少见，如河南建业、广州恒大等俱乐部，均曾依赖房地产企业支持。

真正能够依靠球市、通过正常商业模式实现自我维系的俱乐部，如之前所探讨的，或许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的俱乐部具备这种可能性。

以天津为例，其俱乐部曾一度濒临解散，在政府介入后，很快便有企业接手托管。山东队虽然被视为足坛豪门，此前长期依靠鲁能集团支持，但为何今年赛季初期战绩出现较大波动？

原因在于更换投资方后，资金支持力度出现问题。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普遍存在严重不足，尤其在恒大开启的“金元足球”时代后，中国足球的运营成本被推升至极高水平，致使绝大多数俱乐部难以维系生存。

这是客观事实，必须坦诚面对。

成都拥有众多球迷，有人调侃河南俱乐部“苟活”30年，但回顾这30年，又有多少家俱乐部已经悄悄退场？陕西国力还在吗？贵州仁和还在吗？广州恒大还在吗？延边敖东还在吗？

可见，俱乐部能在30年间持续存在，已经实属不易。

不客气地说，四川足球的发展历程中，从全兴俱乐部的存在到解散，再到后来的成都谢菲联，直至如今的成都俱乐部，历经了多次投资方变更。

河南足球同样如此，30年间“苟活”至今，能坚持下来确实极为艰难。我作为亚太俱乐部的球迷，如今眼见该俱乐部几乎难以维系。

这并非球队降级的问题，凭借在足球圈的人脉资源，亚太俱乐部以往每年完成保级任务并无太大问题。今年的困境并非源于成绩或球队实力，而是俱乐部自身出现了严重的运营危机，这一点我们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

自“金元足球”随着恒大的崩溃而落幕，尤其在房地产行业陷入不景气后，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模式已根本无法维系，因此当前正处于“挤泡沫”阶段。需要让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及俱乐部的运营回归理性轨道。

从这一角度而言，那些被托管的俱乐部如河南、实现重组的俱乐部如大连，以及梅州这类规模较小的俱乐部，其运营状态反而相对健康。许多中小俱乐部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勉强能够维持生存。

虽然不方便透露具体数字，但可以告知的是，目前中超联赛不少球员的出场收入，甚至低于苏超部分球员，部分苏超业余联赛球员的出场收入，都高于中超部分俱乐部的球员。

今年有多家中超俱乐部面临工资发放困难的问题，虽然不方便公开详述，毕竟各俱乐部运营都不容易，但从多支俱乐部成绩大幅下滑的现象中，不难推测背后的原因。

当然，许多球迷并不关注这些实际困境，只要求球员在赛场上展现斗志与拼劲，大声呐喊助威。但不妨试想，如果连续两三个月未能领到工资，你的公司用户还在公开场合要求你努力工作、认真履职，你会作何感想？

成都队对阵河南队的比赛结束后，我实在无法理解部分四川球迷对球员进行指责的行为，这场比赛的表现究竟有何可指责之处呢？

此外说句实在话，球迷的支持固然重要，有钱的球迷可通过消费支持，有人脉的球迷可通过其他方式助力，但球员的生计并非依靠球迷维系。我一直认为，成都足球俱乐部乃至整个四川足球，必须明确自身的生存路径。

以武汉队为例，夺冠之后整个团队很快便分崩离析。对于中小俱乐部而言，如果能控制年轻球员的薪资成本，引进几位性价比高的外援，采用务实的战术打法，同时营造热烈的主场氛围，基本能够实现盈利并维持运营，完成保级任务也并非难事。

大连、河南、梅州等俱乐部的运营模式便是如此。但一旦俱乐部追求更好的成绩，就必须引进大牌外援、知名外教及顶尖国内球员。

薪资成本会瞬间失控，最终往往导致夺冠后团队解散、俱乐部陷入破产危机，江苏苏宁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说实话，对于实力有限的中小俱乐部而言，如果背后企业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即便夺得一次冠军，所留下的财政亏空也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弥补。

即便如北京国安这样的俱乐部，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运营困难。当然，北京拥有众多大型企业，最终能否渡过难关，仍取决于政府的重视程度。

如果政府指定某家企业接手，俱乐部便能继续运营。由此可见，如果地方缺乏有实力的大型国企支持，俱乐部几乎难以维系。

那么，其他俱乐部该如何生存呢？或许目前这种“挤泡沫”的状态，反而能促使中国足球回归健康发展轨道。只有让中国足球正视现实，明确球员合理的薪资水平与俱乐部合理的运营成本，才有机会让俱乐部真正将球迷视为“衣食父母”。

这本质上是选择“德云社模式”还是“相声文工团模式”的问题：是依靠市场运营实现自我生存，还是依赖国企与政府扶持维持运营？

作为一名资深球迷，我关注足球多年，也曾从事过足球报道工作，早年曾在新浪体育担任足球记者，研究生毕业后从事了半年体育记者的工作。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你懂什么”，对此我表示理解，即便受到批评也无妨，但我必须坦诚表达观点。此外，我也曾参与过世界杯的解说工作，与严强、刘建宏、苏群、杨毅等人虽然不算关系密切，但也都相识。

在足球领域，我看到许多年轻球迷对我提出批评，对此我完全理解，我们都曾经历过那个充满激情、看重恩怨与拼搏精神的年纪。

但当人成长到四五十岁时便会明白，足球背后本质上是金钱、饭碗与工作，每个人都需要生存。中国足球作为一个产业，目前发展并不健康，说白了，这个产业创造的经济效益，已无法支撑从业人员的薪资开支。

以上海海港为例，其运营模式仍延续了以往的传统路径：政府出面协调，寻找有实力的企业接手运营。一旦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或企业自身出现问题，球队便可能面临解散风险。

反观大连、河南、梅州等中小城市的俱乐部，反而有可能探索出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说实话，成都的球市氛围十分火爆，如果球队能踏实比赛，打造“主场龙”的优势，不辜负球迷的支持，便已足够，不必过分强求夺冠。

四川足球曾经历过全兴时代的辉煌，我记得当年到成都时，正值塔瓦雷斯执教球队冲击联赛第三名的阶段，那段时光令人难忘。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繁荣往往只是短暂的热闹，最终多以“一地鸡毛”收场。为何会如此？因为俱乐部从一开始便在参与一场自身无力支撑的“游戏”。

如此看来，踏踏实实打造一家健康运营的职业俱乐部，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当然，这里也需要呼吁球迷群体更加文明。有人提及部分球迷存在不当行为，但在我看来，持此类观点的人或许并不真正了解足球圈的情况。

北京与天津球迷之间的地域争议从未间断，中国球迷中不乏言语不当、行为极端之人。但实际上，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往往较为融洽，即便球迷在看台上发生冲突，俱乐部高层在赛后聚餐交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因此，不必将此类球迷冲突事件过度放大，其实际影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无论是四川足球还是河南足球，当前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即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生存路径，这远比争夺中超冠军更为重要。

未来5至10年，中超冠军的争夺大概率仍将集中在上海的两家俱乐部，再加上山东鲁能或北京国安等少数几家有实力的俱乐部，因为只有它们具备争夺冠军的资金与运营能力。

由此可见，中超联赛中“争夺冠军”与“维持生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营逻辑。一家俱乐部能“苟住”30年，其间的艰难可想而知，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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