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从古希腊奥运会开始，大型的竞技体育比赛就被视作城邦政治、外交、冲突与合作的延续。自近代以来，竞技体育都从未脱离过政治的阴影。不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足球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时至今日，资本的影响力已经取代了政治因素，正为了影响竞技体育的最主要力量。这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内容。
同时，竞技体育的发展经历了“参与运动”到“欣赏运动”的转变，以后现代叙事的视角来看，足球等体育运动也开始符号化、象征化、景观化。我们下一篇文章将探讨这个问题。
（一）政治的阴影
去年年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启动公·投并宣布脱离西班牙，因为著名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地处加泰地区，因此牵动了无数球迷的心。
彼时一些球迷喊出了“足球与政治无关”“体育远离政治”类似的口号。其实这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足球非但不与政治无关，甚至足球就是政治的副产品。往根本上说，竞技体育压根就是政治的副产品。我们最早的竞技体育怎么来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除却宗教原因，还不是因为几个希腊城邦战争打累了，需要其他斡旋调整沟通的途径，竞技体育这才运营而生。竞技体育自始至终都在政治的阴影下。就拿加独来说，以巴萨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样旗帜性的俱乐部，怎么可能能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巴塞罗那的支持者，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你想一厢情愿的远离政治，但政治绝对不会远离你。
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的西班牙德比是近年来最为瞩目的德比战。而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言而喻：一个诉求于脱离西班牙的城市，遇上了名字带“皇家”两个字，那还有啥好说的，话不多说开始干吧。巴塞罗那足球队俨然已经成为了加泰本地人谋求脱离西班牙最大的精神寄托。其实想想也能理解，你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不成为旗帜，即便是被迫成为的旗帜。在巴塞罗那的比赛中，永远都是漫天遍野的加泰旗帜和对西班牙国歌的嘘声。巴萨和足球，不管主动或被动，永远无法脱离政治。
在历史中，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是一个最善于玩弄“足球政治”的人，但抵抗力量同样不会放过足球的载体：
1964年这场胜利所带来的持久的、精神上的愉悦表明了佛朗哥时期足球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佛朗哥政权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西班牙国家队在国际大赛上的胜利的。足球重建了许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如与苏联的联系，这对一个被外部世界视为法西斯最后堡垒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佛朗哥迅速抓住了足球比赛的机会，使西班牙的国家形象更加积极向上从而替代残暴的独裁者的形象。
……在极权统治之下公开的反抗是不被允许的，持异议的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更为安全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戏剧或文学。由于对足球的巨大狂热再加上没有其他便宜的娱乐活动，佛朗哥时期给了人们通过足球比赛表达公众对政权不满的机会。通过支持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这两支地区代表性的球队，人们可以更加安全的表达他们反对马德里政权的政治立场。当时，使用卡斯提尔语(Castilian)之外的语言，升起地区的旗帜，甚至参加7人以上的集会都是被绝对禁止的，违反者会遭到暴力的镇压与监禁。在这种情况下，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成为人们进行反佛朗哥政权情绪渲泄的场所，在球场里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可以在不被警察监视的情况下安全的用他们的母语交谈。（作者：Duncan Shaw 翻译：博雅）
（佛朗哥与希特勒）
佛朗哥并不是唯一利用足球的当权者。梅迪西在1970年世界杯巴西辉煌的胜利后榨取了极大的政治利益。阿根廷军政府领导魏地拉在1978年也做了相似的事。不甘示弱于他强大的近邻，乌拉圭军事力量同样利用了他们在金杯赛中的胜利大赚一笔。从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足球战争”到阿根廷和秘鲁的“粮食买比分”；从乒乓外交的“小球转大球”到马拉多纳复仇英国的“上帝之手”；从希特勒希望通过奥运会建立的“人种优越论”到02年韩国队在世界杯上丑陋的表演。体育从未远离，也不可能远离政治。
（二）足球的象征
现代体育是在两次科技革命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足球的诞生，就是诞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之中，是工人们工作之余放松娱乐的手段。既然工人阶级是现代足球之父，那么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如今的欧洲足球众多豪门，都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工业区，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德国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巴塞罗那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业化城市。
正是因为足球鲜明的阶级色彩，最初的国际足球运动与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它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足坛历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过于球王马拉多纳和曼联功勋主帅弗格森。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查韦斯的亲密关系是举世皆知的了，喷美国总统也是他的日常之一。至于弗格森，是坚定地反自由主义者，年轻时就屡有同情苏联的言论，在撒切尔去世后带领整个英国足坛拒绝赛前为撒切尔默哀。在撒切尔去世后的几场比赛里，曼联和利物浦的主场每隔几分钟就爆发一次欢呼，因为撒切尔政府对于工人阶级的罪行从未被忘却——这恐怕也是曼联利物浦这对死敌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可见别管足球场上怎样斗个你死我活，政治利益还是高于一切的。
许多著名的同城德比、国家德比，都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比如阿根廷最著名的两支球队——河床和博卡青年：博卡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港口，也因此集聚了众多码头工人，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而河床成立于工人阶级人口基数众多的博卡区，但是为了球队的发展搬入了富人区努涅斯区，也因此博卡区的球迷把河床视为叛徒。随着阿根廷的经济愈发低迷，贫富差距愈演愈烈，而阶级矛盾在球场上有了最充分的释放。每次阿根廷德比必爆发严重的球迷冲突，甚至于客队球员要罚角球、界外球时，都需要警察用防爆盾保护，以免被球迷掷出的杂物击中。
再比如曼彻斯特的曼联队，就是平民、工人的主队；而同在曼彻斯特的曼城队，球迷则多为中产、富人阶级。这也是为什么同在曼彻斯特，曼城和曼联两支球队的主场气氛有天壤之别。曼城主场之安静、沉闷，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梗，也知道近几年中东土豪入主球队，球队成绩大为提升之后才有所改观。
分别为曼城主场和曼联主场
在这个例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巴黎红星俱乐部和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虽然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有中东土豪入主，更是砸了2.2亿欧元买来了巴西球星内马尔，一时风头无两。但巴黎圣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传统、最古老、最根正苗红的俱乐部是巴黎红星俱乐部。
“红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左翼色彩十分明显的俱乐部（同样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巴黎红星俱乐部成立于巴黎市的贫民区圣旺，这里聚集着巴黎最底层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后裔、吉普赛人，有着曾经世界最大的旧货市场，普遍认为“跳蚤市场”这一慨念就是来源于圣旺。巴黎红星的群众基础自然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而红星俱乐部的创立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儒勒斯·雷米特——世界杯，现在的奖杯叫大力神杯，以前的奖杯叫雷米特杯——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前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个年代体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奥运会在纳粹德国举办，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抵制：美国人马奥尼、奥恩施泰因提出要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时任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雷米特也积极支持这一议题，并发表声明：“不再有法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劳工体育大会”定于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势必要与纳粹德国的奥运会分庭抗礼。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但这次可能会开创历史的“世界劳工体育大会”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变的爆发而流产。
红星俱乐部也汇集团结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人士。例如红星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产主义诗人马努尚。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4年，德拉内格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谢谢红星队，再见了。”弟弟将哥哥的故事写进诗歌中，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红星俱乐部也一起广为流传。
感慨一句，曾经，艺术，诗，体育，都寄托了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共产主义的政治表达。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乔治·奥威尔（没错，就是小资产阶级奉若神明的乔治奥威尔）、耶鲁达都是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
（白求恩、毕加索、奥威尔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作战）
我们再说回巴黎红星俱乐部。儒勒斯·雷米特和他的弟弟默德斯特创立红星时，提出了要用“巴黎公社”的理念创建一家纯粹的足球俱乐部，一直以来这一理念贯彻至今。隔壁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比红星俱乐部晚成立了73年，其成立地点是巴黎著名的富人区，很明显他们的目标群体就对标着上流阶层和二战之后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
两家俱乐部的选择和阶级基础直接导致了它们的现状。巴黎圣日耳曼有中东土豪入主，在国内联赛一骑绝尘，更有国际第一线的巨型加盟；而一直拒绝资本入注、拒绝过分商业化的红星俱乐部目前挣扎于法国第6级联赛，他们的新主席曾提出了2亿欧元的注资方案，但是在球迷的抗议声中搁浅。
红星俱乐部的困境甚至能够折射出整个左翼运动的困境：在高度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后现代社会，要么选择被资本异化，要么选择被时代抛弃。人们热情追逐着一掷千金、光鲜亮丽的巴黎圣日耳曼；而曾经的革命情怀、理想主义只能在第6级联赛中苟延残喘。
（三）资本的大一统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二战后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不但工人阶级的境遇大为改观，更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和脑力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生产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金融产业也开始扮演者愈发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先后执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开始了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巴黎圣日耳曼也是在这个时期成立）。
1974年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的主席，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从此国际足联开始大刀阔斧地商业化改革，而对足球的第一影响力从政治，逐渐转变为资本。同期的奥运会同样进行着商业化改革，同样获得了成功。
阿维兰热开始出售世界杯的转播权，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麦当劳等著名品牌合作，用其出色的商业头脑让世界杯成为了一个下金蛋的母鸡。但是巨大的利益随之而来的就是腐败。国际足联的腐败案每隔几年就曝光一次，我这里就不赘述了，看最近的新闻报道这几次曝光的腐败涉案金额加起来有一亿美元了。关键在于国际足联这个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不是公司，没有谁去监管去治理它，那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最后还是世界警察出手了，美国FBI逮捕了许多国际足联的高官。不过美国人的举动也是为了政治斗争的目的，这不把人家高层清洗了一遍，世界杯归北美办了。足球弯弯绕绕，还是逃不开政治。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有“拉美鲁迅”之称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足球往事》中，给国际足联下了这样一个精准的定义：
国际足联成了私有公司，公开向世界出售足球这一商品，所有商业运作和巨额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乐部和世界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私有垄断公司。
垄断的私有公司，可以说是对国际足联最好的概括了。曾经如雷米特这样左翼体育人士领导的足坛早已不复存在。《足球往事》中写到，从1970年代起，商标登上球场的每个角落，球员成为移动的广告牌，国际足联却禁止球员在赛场上公开声援绝食老师讨薪和码头工人罢工。这代表着国际足联与工人阶级的彻底切割。加莱亚诺继续指出：
足球不再属于球迷和球员，反而成了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佣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
（查韦斯向奥巴马赠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随着资本的涌涌而入和不断成功的商业化，足球的根基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远，曾经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的地方足球俱乐部，其斗争历史、左翼色彩已经变成了一种“朋克化”的异文化展示的存在。左翼球员在如今足坛也逐渐变得孤立无援，例如意大利的年轻球员卢卡雷利，他毫不掩饰地公开自己对共产主义理念的支持，但在效力意大利U21国家队一场比赛进球后展示了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这个举动也让他被列入了意大利成年国家队的黑名单。左翼运动在足球中的困局恰好其实是左翼运动在全世界困局的一个缩影。
在资本构筑的美丽新时代，我们没有了无产阶级，只剩下了消费主义奴隶；我们没有了属于工人的运动，只剩下了资本的狂欢。
（四）足球的多面孔
那么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足球究竟属于谁，足球是属于国际大资本，还是属于国际足联，还是属于俱乐部和球星，还是属于球迷或无产阶级？
足球扮演者多重意义。上文中提到的Duncan Shaw就指出，佛朗哥政权处心积虑的将足球比赛视为底层发泄不满和荷尔蒙的“社会缓冲剂”。这也是雷蒙德·卡尔所说的“逃避文化”(culture of evasion)。佛朗哥的目标之一是将工人的注意力从政治上转移开从而防止爆发继西班牙内战之后的另一场群众运动。佛朗哥政权的稳定是基于社会冷漠（social apathy）和被动的接受。最初，他的去政治化是在残酷的镇压下达成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当权者渐渐认识到足球在稳定社会上的潜力。雷蒙德·卡尔指出：“佛朗哥相信有了电视和比赛日（佛朗哥本人也从不错过），人们就没有任何可抱怨的了。”巴塞罗那有三份足球日报，而毕尔巴鄂竞技和皇家马德里也各有两份日报可以印证西班牙人对足球的狂热。这些报纸和对下场比赛的预报帮助工人在日复一日的苦工中度日。在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足球比赛和其他的“逃避文化”如收音机，电视剧，电影和照片小说来消磨工人的闲暇时间，佛朗哥肯定要面对一个更加愤怒和政治化的工人阶级。为了防止人们在劳动节上街游行，在劳动节当天电视上甚至会全天候的播放引人入胜的巴西足球。
对于底层人民来说，足球包括竞技体育，是他们重要的上升渠道。拉美的孩子们在贫民窟中光脚踢着足球，美国的黑人在简陋的篮球场一次次投篮，都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出人头地，脱离贫民窟，获得新的人生。然而有天赋者、能够真正实现这一梦想的少之又少。
两年前里约奥运会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巴西的治安是多么的不堪。而这些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就是贫穷。暗无天日的贫穷、令人窒息的贫穷、无法摆脱的贫穷。对于巴西的统治阶级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变贫民窟中的现状，我可以享受着昂贵的私人保安带来的安全，而那些像狗一样的穷人，给他们枪支和毒品，他们自然就会在自相残杀中无限的内耗。靠足球圆梦的人，太少太少。推荐一部经典电影，就是讲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上帝之城》。本片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正是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创意导演。
对于运动员来说，足球虽然脱离了阶级，但是阶级没有离开足球。随着大资本无孔不入地浸入竞技体育，曾经的“工人-资本家”的二元矛盾也在体育运动中展现了出来。世界杯开幕前几天炒掉西班牙主帅的铁腕主席卢比亚莱斯，在早年的运动员生涯中最广为人知的事情就是领导了一次球员罢工。2008年莱万特俱乐部遭遇经济危机，球员们普遍遭到欠薪时，时任队长的卢比亚莱斯带领球员罢工。球员们的抗争吸引了社会大量的关注，随后瓦伦西亚市政府介入此事并托管了莱万特俱乐部，球员们也获得了由贷款提供的薪水。但这种挺身而出是要付出代价，赛季结束后，卢比亚莱斯也被球队开除。不过这一次经历也让卢比亚莱斯倍受尊敬，随后被选为了球员工会主席。彼时西班牙联赛球员工资增速大幅低于俱乐部收益增速，而且中下游俱乐部拖欠工资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据统计当时球员被拖欠的薪水总额高达5500万欧元。新官上任的卢比亚莱斯果然不负重望，带领西班牙联赛球员罢工，直接造成当年联赛停摆，一直到球员的欠薪被支付。
在莱万特带领罢工之时，卢比亚莱斯接受采访时说：“至少有3名队友的住房已被抵押，其他人则极难缴纳房租。由于银行账户里已经没钱，他们只好变卖汽车维持生计，这样的情况还算好的。”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竞技体育项目——电子竞技中发生的事情。2016年wings战队勇夺第六届DOTA2国际邀请赛（TI6）冠军，相当于DOTA届的世界杯冠军；然而在第二年中，因为老板欠薪，wings的队员宣布离队，独立组建另一战队。这本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选择，就如同员工辞职一样，但同样是战队老板的王思聪却在直播间对wings队员的做法破口大骂：
所以说毕竟屁股决定脑袋，资本家的观点是：我发工资的时候你应该感恩，我不发工资的时候你离我而去，你就是傻吊。同时王校长本着“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觉悟，在其主导电竞联盟中对wings队员进行封杀，冠军队员无法加入其他战队，直接导致了TI史上首次没有任何一名卫冕冠军参加本届TI的状况。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们共同拒绝雇佣任何争取权益的“刺头”是一个共识，可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足球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们下一篇文章要探讨的问题。
微信公众号（knowledgewealth），欢迎关注。
新书已出版：《生而贫穷》正式出版，感谢大家支持 - 知乎专栏
北单在那里买请加店主微信：av616X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