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男足第13次亚洲杯出征，首秀0-0“闷平”首次进入亚洲杯的塔吉克斯坦。男足近五次对阵塔吉克斯坦4胜1平保持不败，此次交锋前，也提出了目标--不让对方进球，男足并没有“失言”。之前，男足做过小组出线分析，首战就是决定能否出线的生死战，因为同组还有卫冕冠军--东道主卡塔尔。

男足，总能够制造困难，让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总能把剧本写得跌宕起伏，猜不到过程，结局却不出意料；总是能让自己看上去很艰难，背水一战；总是能把一场比赛，做成数学题，“大概率......”;总是能把比赛写成神话，出线基本上是“天方夜谭”；总是能把比赛上升到理论高度，“理论上有出线的可能”。

男足的比赛总有无数种可能，只是这次，我们球迷期待的变暖和激动，又拔凉拔凉了。

足球，对于每个男孩来说，都曾经热爱，我的童年、少年也不例外。在我只有5、6岁的时候，父亲送我了一个绿色皮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偏僻山区，那是个稀罕物，因为当时打气桶都找不到。清楚记得，父亲是找了一位开解放车的司机，把皮球插到汽车轮胎的气嘴上，充满的气。从此，这皮球就成了我漫山遍野追逐地理由，当然，忘记了打碎谁家的玻璃，又曾把学校墙上踢的都是泥印子，因此也没少挨揍。

1988年，汉城奥运会，大概因为韩国是东道主，直接进入决赛圈，男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冲出亚洲”，获得奥运会决赛阶段的入场券。国人都在为男足骄傲，父亲也送了我一个真正的黑白花瓣的足球。

那年夏天，小伙伴们常常从下午踢到傍晚。因为我个子矮小，跑的速度也不快，当不了前锋；因为我技术不好，长得不壮，也担任不了中场；最后，小伙伴们只能安排我司职后卫。一次，我们组成的联队，与高年级的同学打一场比赛，我后场大脚解围，足球没有向前冲，却神奇地回转，越过了守门员手指，进了自家大门，我也从此成了小伙伴的笑柄，才知道了一个词，叫“乌龙球”。

1988年的卡塔尔亚洲杯，“黑色三分钟”应该是男足第一次也是被人诟病最多或者记忆深刻的时刻，当时制造“黑色三分钟”的主角，是在最后五分钟才换上场的队员--董礼强，大概因他名字与我最后一个字都是“强”，许多年我在足球场上都抬不起头，也渐渐远离了足球。但男足“黑色三分钟”的噩梦却刚刚开始，从1989年到2021年，不知多少次，都是在最后时刻掉链子，在最关键的时刻失球，这几乎成了男足的常规剧本。

时间来到了2024年，又恰恰是在亚洲杯，又恰恰是在卡塔尔，这一次，男足依然“发挥稳定”。

前几天看了一本小册子，《教育过程》，是一本1959年美国“全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报告会的讨论总结，内容是讨论如何改革中小学数理学科的教育。报告会的起因，是在1957年前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美国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了与前苏联争霸，锐意改革中小学与自然科学课程，试图培养大批科技人才。而从中，我仿佛找到了男足屡战屡败的原因。

这本书中提到，学习为将来工作、生活提供两种方式支撑：一种方式是通过学习，对未来某些工作产生特定适应性，心理学家称之为“训练的特殊迁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技能。学校里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某种技能，这种技能可以迁移到以后不论在校内或离校后所遇到的其他工作、生活场景中去。

第二种方式，使学习对日后工作、生活更为有效，称为“非特殊迁移”，或者，更确切说是原理和态度的迁移。这种迁移，一开始不是学习一种技能，而是学习一般观念，这个一般观念是认识后继问题的基础，这些后继问题是开始所掌握的观念的特例。这种迁移才应该是教育过程的核心--用基本的和一般的观念来不断扩大和加深知识。两种方式的对比，不难发现，也许我们过多重视了技能，而忽略了更为基础的观念和态度。

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也总是认为这几十年来，我们聘请了许多世界知名教练，他们在各大洲都带出了冠军，却为何不能带男足出线，可能问题还是男足的技术不行。现在，我大概明白了，是男足的观念和态度问题，更准确地说，个人理解应该是：男足的价值观念和职业态度出了问题。其实，观念和态度，又岂止只有男足出了问题。

早在100多年前，我国第一位体育教授，被誉为“中国体育界一面旗帜”的马约翰先生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中指出，运动中形成的良好品质，可以迁移到人的意志品格，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且能影响整个社会。

许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是观念和态度影响了男足，还是男足影响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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