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原因的话，用最最简练的话概括：
足球这项性价比极差的全民运动被几乎中国人抛弃了。
就是这么简单。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的体育事业直到今天仍然秉承着两项特殊的使命：
在88年兵败汉城之后，我国于1995年正式提出了“奥运争光计划”。
洋洋洒洒万字，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小、巧、难、女、少”五字战略，把精力放在那些冷门项目上（就是没什么商业价值的），战略性地放弃竞争度高的。
其中有两段话是值得细品的：
关于男子项目：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总体实力亟待加强，从80年代以来参加 3届夏季奥运会的成绩和项目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具有夺取金牌实力的项目平均仅有8个大项，进入前3名的小项为60项左右，占奥运会奖牌总数的8％，冬季奥运项目仅有少数小项达到世界水平；运动项目发展不平衡，某些优势项目一直未能走出低谷，男子项目仍然是薄弱环节，篮、排球等重点集体项目队伍萎缩，增加了发展的难度；体育尖子和后备人才严重不足，经费短缺。
关于女足：
优势项目是实现《奥运争光计划》的基本保证，要继续巩固和发展18个国家重点投入项目中现有优势小项和潜优势小项，大力开发若干短期内能够达到世界水平的小项以及女子垒球、女子足球等项目。据统计，我国26个夏季奥运项目中有60个左右优势小项和70个左右潜优势小项，这些小项是我国竞技体育攀登世界高峰的主要力量。
从这两段话我们应该可以读出两个意思：
第一点，孕育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这种既需要利用企业投资来转移原本需要体工队来负担的成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商业俱乐部承载地方体育局的职能的奇葩联赛；
第二点，造成了女足在90年代的短暂辉煌。
在这场转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
在职业化之前，我国的体育体制沿袭的是苏联的那一套专业体制时代。这一套虽然钱少，但因为全国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体工队，甚至军区都发展三大球，专业运动员的数量事实上比现在多得多。
但在职业化转型的浪潮下问题就出现了：
旧的体系被抛弃，新的体系怎么建？
谁都不知道。
加之世纪之交时为了豪赌世界杯各种折腾联赛，导致了假赌黑横行。虽然中国足球历史性地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但是因为甲A联赛的各种怪现状。直接导致了中国足球人才的断档。
这就是范志毅之前在微博里提到的所谓中国足球缺乏传承的问题。
一个矛盾点在于：
那么对中国足球，是竭泽而渔，还是前人栽树。只要在其位，选择是什么，就再清楚不过了。
各种内忧之下，造成了今天职业足球运动员只有8000人的局面——对比刚输的越南，五万人。
更不要说欧美诸国和日韩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文化上的问题。
在数千年文化的传承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最高的价值观。
在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体育是没有用的，练体育的小孩都是不行的，是赚不了大钱的。
对比职业联赛做的比较好的欧美，一个体育明星也可以是城市英雄：
纽卡名宿阿兰·席勒
在目前如此卷的社会大环境下，能有多少家长愿意花10-15年的时间去培养一个将来还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可以站在顶级联赛舞台的明星球员（只有这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勉强回得了本）。如果最终没有办法将运动员作为职业，他错付的一生谁来担责？
谁都不敢冒这个风险。
当然，这样的选择在每个个体看来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如今的足球体系下，如果想要在中国系统性地接受足球训练，就必须要我们思考社会福利和就业等现实问题。
要接受运动员是否是个职业，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能不能吃饱饭？
但在我国，由于某些诡异的限薪令存在，一个行业内最顶尖的从业人员也只能拿到税前300万人民币的工资——我们先别管他的水平是不是真的到了300万，但是我相信，成为足球明星跟成为顶级程序员所要付出的努力并不会差太多（只是侧重点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去踢球？
更不要说有大量的中甲、中乙球员根本就拿不到工资这个问题了。
从事一个职业，不光要看上限，更要看下限和大环境。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也并非不可能。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提的一个方法：
体教结合
这也是日本人发展足球所用的一套：
校园足球。
对于日本人来说，足球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是以“锻炼体质、快乐教育、培养培养团队合作意识”为目标的。
日本的校园足球主要依托于学校足球“部活“来实现——“部活”由教练员和家长共同管理，教练员多为兼职，为志愿者，主教练接受日本体育协会的监督和管理。
根据地域的不同，日本也会指派当地的大学生足球运动员进入当地的中小学进行指导。这种服务于当地社区的实践活动，不仅帮助了中、小学足球俱乐部更好地开展日常训练活动，而且对大学生运动员来说，也有助于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和专业技术的提升。
从活动频率上来看，“部活”每周训练在2～5次，周末以比赛为主。每月的活动费为1500～3000日元，确保大多数家庭都能承受。
从比赛的赛制上来看，因为学生的本职工作毕竟是学习，所以日本“校园足球”的比赛模式以赛会制为主。
日本青少年足球赛的品目繁多，也保证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小球员拥有足够的比赛机会，同时也促进了俱乐部的梯队建设。如在少年年龄段，有全国少年足球锦标赛及J联盟举办的足球节；在初中年龄段，有高元宫杯全国足球锦标赛、全国俱乐部锦标赛、全国初中学校体育大会、俱乐部青年杯等赛事；高中年龄段则是日本各个学龄段学校联赛发展最为成熟的阶段。同时，也是竞争最为激烈、对抗性极强的“校园足球”比赛。这个阶段主要有高元宫杯全国U18足球锦标赛、日本U18联赛、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全国高中综合体育大会等。
以2020年J3球队秋田蓝色闪电为例，其U12梯队共有08/09/10/11/12年龄段共31名球员，最小的球员为2012年出生的三年级生。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校园足球为日本贡献了近64万注册球员，也培养出了如柴崎岳等大量职业足球运动员。
我一直在主张中国足球在足球体制上可以学习日本：
因为相比于曾经学习过的任何一个国家，日本这个国家无论从人种、饮食习惯还是在文化属性上都是最为接近的。
既然日本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一跃从鱼腩队变成稳定的亚洲一流和世界二流，我们中国人凭什么不行？
但这个问题，就又回到了中国人对待体育的态度上了：
发展体育运动，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扶中国足球的贫，就得从根子上扭转中国人对于体育事业的“偏见”。
本质上来说，体育的存在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
一百多年前，二十八画生曾经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体育之研究》
我摘录其中的几句话：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在二十八画生眼里，体育有以下几个功效：
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
运动之根本，在于“快乐”。
多拿牌子增强民族自信力，是历史特殊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优解；
但是，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如果永远唯金牌论的话，我国在成为体育强国的路上就永远不会有突破。
最后，还有一个不得不忽略的问题：中超。
理想中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联赛，应该具备以下要素：
但是中国的足球联赛具备了哪个要素？
怕不是一个都没有吧？
而且，中超联赛有个很诡吊的现象：
在疫情前，中超公司是赚钱的（因为版权费的存在），而各俱乐部除了上港都是亏钱的。
2017年，中国足协资产总额为7.7亿元，各项收入7.6亿元，成本5.9亿元。2018年，中国足协的总资产为10.7亿元，各项收入8.4亿元，成本8.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足协占中超公司36%的股份。
在2019年，中超公司在去年总计进账16.14亿元，其中商业赞助为6.14亿元，版权收入约为10亿元。
按照当时的分配比例，足协从中超公司拿到的收入超过5亿。
但支出甚至盈利部分足协到底怎么处理的，我确实查不到。
最后的最后，我实事求是地讲一句：
在中国，中国足球在舆论和流量上最受到的重视是和它拿到的资源极度不成正比的。
足球作为蓝星上毫无争议地世界第一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之激烈是其它所有运动加起来都比不上的。
中国足球作为不折不扣的空中楼阁，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十字路口。
唯有彻底地抛弃现有的这套体系，踏踏实实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20年，才有可能在第二个一百年的时候慢慢开始出成绩。
如果我们不从思想根本上转变对于足球（乃至）体育的认知，永远想当然地以为中国足球天然应该等同于中国的综合国力。
那么最现实的方法，就是直接彻底放弃足球。
这样，至少大家不用纠结国足能不能赢女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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